昨天收到了一个关于我之前文章的私信，内容很长，提到了一些常见观点：“社会主义是在斗争中成长的。”以及“资产阶级会全方位进攻”。私信中将罗素、徐志摩等曾对苏俄抱有希望且后来失望的知识分子，归结为“软弱与理想主义”。类似的私信我在多个平台都收到过，其实这类评论的背后已经预设了结论：社会主义象征着历史的进步，苏联是这一进程中的实践，斯大林则不可避免地与苏联挂钩。因而，批评斯大林几乎被视为否定苏联，始而否认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。

从这封私信可以看出，作者关注的并不是我提的具体问题，而是要维持这一逻辑链条的完整性。比如，1923年苏联政治局的七名委员中，列宁和斯大林之外的其他人都在后来的清洗中遭遇厄运。这虽不能代表整个苏联史，但却引发了一个重要问题：一场以解放为名的革命，为何会吞噬这么多初创的领导者？

同样值得注意的是，苏联的1936年宪法，由31名党内精英起草，而这些人多数都是斯大林的追随者，宪法通过后，却又有一半被处决。这样的事实显然无法用“阶级斗争”的残酷来简单解释。那种逻辑，无论事态如何发展，结论总是可以保持不变，例如，制度的成就被视为优越，而经济的失败则归结于外部封锁。同样，政治迫害则被看作是阶级斗争的需要。

此外，这一逻辑还带有一种判断批评者身份而非回应批评的倾向。罗素的见解与其身份关联，而徐志摩的失望同样不必深入讨论，因为他被标定为“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”。针对我的具体问题，他们也能选择性忽视。这样的心态被称为“身份保护性认知”，即当一个事实威胁到群体身份和核心信念时，人们常常选择性接受或放弃证据。

而在某些私信中宣称社会主义是在“血与火的斗争中”发展，就隐藏着一个道德陷阱。阶级斗争被视为“你死我活”，从而使得对个体责任和合法审判的关注减弱。任何个体皆可能被简化为一个政治名词，然后再消灭这个名词。这种对阶级的分析虽有效，但绝不能替代个人责任和证据。否则，暴力行为可能被轻易解释为历史的正义。

尽管私信作者不断转变话题，我所批评的事件，并不意味着我否定共产主义理想。个人不仅可以批评资本主义，也可以支持某些社会主义思想，同时认为斯大林主义是一场政治灾难。评价斯大林的统治，需依据其政策及后果，而讨论这些不必先划定属于哪个阵营。

对这种世界观的迷恋并不鲜见，它将复杂问题简单化，同时赋予人道德优越感。一旦认定自己站在“历史正确”一方，便会觉得自己并非是在网络争辩，而是在捍卫进步的方向。持不同意见的人理所应当成为敌人，而理论本身则不需面对检验，失败永远归咎于他人。这种思维模式令人堪忧。